现代化视角研究汉学

从明末中国人睁开眼看西方开始，从明朝官员徐光启和传教士利玛窦的友谊开始，四百年沧海桑田，汉学历经递嬗演变而始终学脉不断。

　　四百年汉学将走向何方？恰逢孔子学院十周年，9月6日国家汉办和中国人民大学联合举办第四届世界汉学大会，大会以“东学西学·四百年”为主题，200多名各领域中外学者就中西文明众多议题进行了讨论。如何研究中国，理解西方？引起各界思考和讨论。

　　正如今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欧洲学院演讲时谈到的“五个中国”所说，中国是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家，是经历了深重苦难的国家，是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的国家--汉学的研究，亟待完整的中国观：从汉学史梳理的欠缺到今天如何用现代化视角研究汉学，一条完整的中国汉学观链条逐渐清晰。

　　事之生也，异趣而同归，梳理400年来的东西之辨、中西之争，这是一条流动的历史河流，汉学研究最紧迫的问题是：亟待解决这一河流的上中下游链条的完整呈现。

　　“研究中国，理解西方”--参与本次汉学大会的巴黎索邦大学校长巴泰雷米·若贝尔表示，西方学者通过研究东方、研究中国，来理解西方，理解他们自身。

　　亟待梳理汉学史链条

　　公元1600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学者利玛窦，带着对中国文化的热忱与尊重，一身儒服，来到中国，与明代官员、科学家徐光启传奇般地相识、相知，他们的相遇，成为了两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次转折。

　　他们共同翻译出版了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前六回的译本，之后的1608年利玛窦开始编纂他的历史着作《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展开了后400年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长卷。

　　“自从西学东渐以后，汉学随之应运而生，我们开始反观西方人是如何看待中国，我们才得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自己。”谈及本届世界汉学大会的主题--“东学西学·四百年”,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认为，其最大的意义在于强调了汉学史的讨论，通过对其讨论，一定能更深入地认识西方汉学的传统，还有他们的方法、问题和思路等诸多方面。这样也就能在更宽阔的视域中产生更多的对话和碰撞。

　　从汉学史追溯开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姚新中教授看到的是西方的误读：“世界文明体系中各种文明不对等的情况仍然非常突出。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中国文明一直处于弱势状态，而西方文明则处于强势状态。在当今的世界格局内，这种地位划分依旧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这造成了西方人对于中国文明长期的误读与误判。”

　　那么西方的汉学研究存在怎样的误读呢？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罗斯·特里尔教授作为汉学研究专家，多年研究汉学，他演讲的主题引起诸多关注--“外国人的危险：将中国视为某种象征”.

　　特里尔开宗明义道：“从伏尔泰时代开始，中国就一直被西方错误判断，它始终被视作为一个与其自身不符的象征而存在。”

　　特里尔也为误解的起源做了历史的梳理：在欧洲的启蒙时代，伏尔泰曾说中国是世界上思想最智慧、管理最完善的国家，因此，天主教传教士们就将批判世俗的儒教政治文化作为工具来攻击伏尔泰，事实上伏尔泰并不了解中国。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20年，西方很多国家仍将中国视为一个与世界格格不入的国度，尤其体现在传教士们的着作中。

　　很多国家关注中国，但其实他们并不了解中国。特里尔教授特别强调，东亚的国家同样将中国视为象征。特里尔以日本新加坡的历史为例展开论证，“现在，我们不能再有任何借口把中国作为一个象征。”他最后呼吁，要从历史的长河里挖掘汉学的研究。

　　亟待“汉学” 现代化文明研究

　　200年前的1814年，法兰西学院设立“汉语和鞑靼-满族语言文学讲座”（通称“汉学讲座”），开创了欧洲专业汉学的先河，汉学第一次获得了在西方教育体制中独立学科的地位。

　　当时的历史背景是拿破仑被废黜，欧洲军队正在入侵法国，法国王室重建，但是在法国的大学和学术界，学者们认为已经是时候去研究一个世界古代文明的语言和文化了，“即便当时这种学问看起来好像毫无用处。这便是法国汉学的起源，基于科学的汉学的起源。”巴黎索邦大学校长巴泰雷米·若贝尔教授告诉记者。

　　众多学者提出，今天的“汉学”,从概念、语境以至教学研究，仍然停留在农耕经济为基础的语境之中。这不仅在客观上阻碍了外部世界对中国的理解和认同，也使中国在对外讲解“中国故事”时陷入语言困境。推动汉学现代化的进程刻不容缓。

　　“新史学”主张以跨学科的开阔视野进行历史研究，汉学研究也强调“大汉学”“、新汉学”的概念，并逐渐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领域。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黄兴涛认为“:从对经典的语言文字研究到对文学作品的研究，再到对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研究，这种发展趋势是有必然性的。”

　　不过，就有学者提出，研究工作需要中国方面的极大支持。1973年，傅高义教授跟随美国一个自然科学代表团第一次来到中国，开始了汉学研究。时隔40年，这位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原主任直言：作为外国汉学家，基本工作是让外国人了解中国，但汉学研究“过程中会有一些困难，出现一些问题”.

　　他向记者表示，外国学者来中国做研究肯定需要中国学者、中国政府的支持才能做好。中国应该尽可能地把秘密的材料公开给大家看，“我想不仅是我们外国人，中国的学者可能也会有共同的看法。”还有就是一些外国学者、外国的报纸也比较难在中国搞活动，“应该尽可能地让持不同看法的学者能够来到中国学习，虽然有的人对中国有误会，甚至会写错误的东西，但也是因为他们现在对中国还不太了解。”

　　傅高义描述自己心目中的汉学梦：

　　让中国学者发挥自己的作用跟外国的学者交流，让外国学者尽可能地看到我们能看的材料，提高对中国的理解。与此同时，中国人也应该到外国去了解外国文化，“你们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不一定跟我们看法一样，但是相互交流就能帮助国家领导人处理问题。”

　　亟待求同也求异

　　1861年，近代英国着名汉学家理雅各翻译的《中国经典》第一卷出版，他在《中国经典》第三卷的前言中写道：“译者亦不能不感谢而且承认苏州学者王韬之贡献。余所遇之中国学者，殆以彼为最博通中国典籍者。”

　　6年后，中国启蒙思想家王韬在理雅各的邀请下，第一次去欧洲旅行，大大开阔了眼界，对其日后成为着名的启蒙思想家影响很大。王韬自己记述，到了伦敦和巴黎之后，“始知海外之盛”.

　　利玛窦与徐光启，理雅各与王韬，伯希和与罗振玉，高本汉与赵元任……我们还可举出许多汉学家与中国学人交往的例子，正是在这种交往中，双方的学术都发生了变化，互为影响，相互推动：戴密微在厦门大学任教，卫礼贤执教于北大讲坛，陈寅恪受聘于牛津、剑桥，20世纪早期双方的交往比今天还要频繁。就中国来说，正是在这种交往中，中国学术逐步向现代化形态发展。

　　“爱其所同，敬其所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第四届世界汉学大会上提出，要促进包容互见，推动世界的文明能够和谐共生。

　　刘延东指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在差异中求共识，在包容中促和谐，在合作中共发展，这是人类所应有的文化观，希望大家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和虚怀若谷的精神，通过深入研究和成果的传播，为不同文明的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提供启迪，帮助人们来理解不同文明的内涵和价值，从而消除偏见和误解，增进共识和认同，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做出积极的贡献。

　　“东学西学·四百年”,在第四届世界汉学大会主席台本刊记者看到，左侧一卷长幅为：道不远人--老子；右侧一卷长幅为：理无分疏--赫拉克利特。回溯400年来的东西碰撞和思想对话，汉学之道，绵绵若存，不仅在于“心理攸同，道术未裂”,更堪东西会通、熔古烁今、鉴往知来。

　　“在当今历史条件下，研究汉学、研究传统文化必须了解西学。”山东大学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陈炎教授告诉记者，如果一个学者连西学在知识论角度所澄清的问题都不知道，那就无法辨明有价值的命题与伪命题，所谓与世界接轨也更是无从谈起了。他提倡年轻的朋友们要经常做学理性的反思，而不是情绪化的争论，“光喊着‘为天地立心’之类的壮烈口号，恐怕过于空洞了。”

　　今天，国与国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交流正在深入，要认真面对彼此差异，“求同也求异”.那么应该怎么求异？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黄平告诉记者，从方法上来说，就是文化内的互补和文化间的对话：“中欧或者中美对话有时会出现很大落差，乃至吵架。比如有的西方学者有一种文化优越感，而中国文化学者们一直认为自己的文化是非常悠久的。我们能不能先把由此产生的偏见与傲慢放一边，面对我们共同的挑战、矛盾、危机，从而形成新的知识。”

　　“东方和西方必须相遇。”--德国国家科学院院士阿冯斯·蜡碧士赞成、接受文化的差异，然后，带着开放的思想与心态走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