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多样的司马迁命运观念

命运是生死、贫富和一切遭遇，即人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的生存和活动过程。命运观是人对命运的看法，本文旨在讨论司马迁对于命运的看法。近年来，学术研究中直接论述司马迁命运观的文章不多，众多学者大多因为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创作主旨，所以均以司马迁的天命思想为研究与论述的重点，对于司马迁命运观中除天命之外的因素的思考有所忽视。直接论述司马迁命运观的学术论文有两篇，其中李彤的《论司马迁的命运观》（ 见《广西社会科学》2004 年第 3 期） ,是从司马迁的祖荫意识展开，主要讨论了司马迁对于祖先庇护对后代命运影响的认识，同时又从司马迁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及他对天的道德性的困惑出发，认为司马迁对于天命是持怀疑甚至反对态度。而对于如何应对命运问题，她认为司马迁综取儒道两家的观点。另一篇是杨映红的《浅谈李广的悲剧命运与司马迁的命运观》（ 见《安徽文学》（ 下半月） 2009 年第 3 期） ,该文借《李将军列传》中关于李广悲剧命运的描述，分析李广悲剧命运的成因进而探讨司马迁的命运观。由这两篇论文的阅读，引发了笔者对司马迁命运观的思考。

　　笔者通读《史记》，综合整理得出司马迁的命运观是复杂多样的，他对历史人物命运的看法主要可分为四类，即自然命定论、天命论、因果论、历史决定论。本文正是从这四个方面出发，论述司马迁复杂多样的命运观。

　　一﹑自然命定论

　　先秦时期的道家从“天道自然”出发，主张有“命”,认为人生种种的大事大端无不是命中注定的，并把“命”看成人事的最后决定者。“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

　　在《史证·绛侯周勃世家》中，条侯周亚夫的命运在人物一出场就被揭露“条侯亚夫自未侯为河内守时，许负相之，曰： ‘君后三岁而侯。侯八岁为将相，持国秉，贵重矣，于人臣无两。其后九岁而君饿死。’亚夫笑曰： ‘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当代，亚夫何说侯乎？ 然既已贵如负言，又何说饿死？ 指示我。’许负指其口曰： ‘有从理入口，此饿死法也’”.[2]2073 -2074周亚夫之后的人生轨迹也真如相士所说先继承父亲爵位，登相位，位极人臣，最终却被诬告绝食而死，连时间都一模一样。《黥布列传》也记载，有客人给黥布看相，认为他是“当刑而王”.书中关于此类记述颇为繁多。

　　司马迁的道家思想主要来源于他的父亲司马谈。司马谈的思想立场是道家的体现在《论六家要旨》一文中，在文中他就各家得失展开讨论，予以中肯的批评，唯有对道家持全然赞许态度，认为阴阳﹑儒﹑墨﹑名﹑法五家各执一隅，不能灵活运用，只有道家能够博采众长，灵活运用，看似“其辞难知”却是“其实易行”.在其早年更是受道家的教育，“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2]3288天官之学与道家相接近，《易》学也是受过道家洗礼的新儒学，最后一位黄子更是当时一位道学大家。所以说司马谈的道学底蕴是非常深厚的，而司马迁又深受其父的影响，那么在《史记》中经常可以看到道家思想也就不足为怪了。

　　道家将命看做是一种外在的必然性，承认它的存在但是不惧命，讲求安命“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1]155《史记》继承了这种命运观并在这基础上做出了扬弃。安命首先要做到“顺”.顺就是认清客观形势，承认命运。当自身处于弱势，客观形势对自己不利的时候，要懂得保全自己，切不可强取，所以司马迁认为在面对命运打击、身处无可奈何的境地，却又有比个人荣辱更重要的事等待去完成之时，要忍辱以保全自己，采取超越个人荣辱的态度，以平常心看待命运的打击。在《越王勾践世家》中，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越王向范蠡请教该怎么办时，范蠡以黄老思想教之“持满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以地。卑辞厚礼以遗之，不许，而身与之市。”[2]1740从而让勾践认清形势，向吴王求和，请求夫差收自己为臣子，自己的妻子作夫差的妾侍。吴王赦免后，勾践十年时刻不忘耻辱，卧薪尝胆，与百姓同甘共苦，“乃苦身焦里，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曰： ‘女忘会稽之耻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2]1742最后终于趁吴国与齐、晋争雄，闹得国内兵疲民怨之时，起兵一举覆灭了吴国。又如淮阴侯韩信在未发迹的时候，有地痞欺侮他曰： “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众辱之曰：

　　“信能死，刺我； 不能死，出我袴下。”[2]2610韩信“孰视之”,以一种常人难及的平常心对待，顺势受辱。司马迁因李陵案触怒汉武帝，遭受宫刑，以为奇耻大辱。“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鬄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3]2732面对如此命运打击，司马迁能忍辱活下，也正是这样的命运哲理和先人事迹给了他精神慰藉。

　　司马迁的“顺”不完全等同于道家的“顺”,他认为顺是承认形势，认识形势，从而发愤，忍辱成就功名。“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 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 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2]2183这不仅仅是对伍子胥的称赞，也是司马迁对自己面对命运打击时选择受辱活下来的激烈表白。面对这样的耻辱，司马迁痛不欲生，但想到父亲的遗命和未完成的史记，又想到古人忍辱发奋着书事迹：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 孔子厄陈、蔡，作《春秋》； 屈原放逐，着《离骚》； 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孙子膑脚，而论兵法； 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2]3300只好忍辱以成就未完成的功业，发愤着书。所以他同情和他有相似遭遇的虞卿，对于孔子更是高度赞扬：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将孔子破格列入世家之中“布衣，传十馀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2]1947这既是对孔子价值的肯定，也是司马迁对自己忍辱发愤着书的肯定。

　　总之，道家对“命”的看法和态度，深深影响着司马迁的命运观及面对命运沉重打击时的选择，促成司马迁以一种超然的态度面对命运。

　　二、天命论

　　儒家天命论也认为有“命”,但不同于自然命定，儒家认为“命”是由一个人格化、道德化的“天”所主宰的。“天命”就是上天的旨意和命令。天命起源于原始社会，至三代与政治紧密结合。春秋时期，孔子在继承三代传统观念之上将天命与人生哲学联系在一起，从而出现了个人命运上的天命论。

　　孔子之天命最特殊的地方是他作为文化人，对自身神圣使命的认识，认为复兴礼乐便是上天给他定下的命，所以孔子的命在常人的基础上还有着文人天命的含义。西汉初期大儒董仲舒推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创下着名的天人感应学说。天人学说中的人特指帝王，又称为天子，凡帝王都是受天之命。董仲舒有一位同样名垂千秋的学生，那就是司马迁。司马迁的儒学不仅来自于董仲舒，还有来自于那一时代的另一位大儒孔安国。同时，司马迁更是将自己当做孔子的“弟子”.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创作意图，也正是对天命思想总结的体现。

　　在《史记》中，司马迁所表现的天命论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帝王天命。《史记》中帝王天命色彩最浓厚的是《高祖本纪》，在文中共记录九件神异的事情来表现刘邦的得天命。刘邦起于底层，市井无赖一样的人，最后却成了九五之尊、至高无上的皇帝，这在当时让很多人相信刘邦是天命所归。在《淮阴侯列传》中记载韩信因谋反被刘邦捕获，由楚王降为淮阴侯，并被带到长安软禁起来。一次，刘邦与韩信闲聊中，韩信也说刘邦是天授的“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2]2628《项羽本纪》中，范增也相信刘邦是天授的，“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2]311《留侯世家》中张良也说过“沛公殆天授”.[2]2036司马迁自己也在《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中说： “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 岂非天哉，岂非天哉！ 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2]760类似的还有秦灭六国统一天下，他在《史记·六国年表》中说： “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后又以规律总结说： “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2]685 -686他认为秦朝的统一，是上天之助，所以才能在六国之中脱颖而出，最终成就霸业。

　　《外戚世家》中，代王被群臣立为文帝，司马迁也认为是上天的安排，“高后崩，合葬长陵。禄、产等惧诛，谋作乱。大臣征之，天诱其统，卒灭吕氏。唯独置孝慧皇后居北宫。迎立代王，是为孝文帝，奉汉宗庙。此岂非天邪？ 非天命孰能当之？”[2]1969 -1970二是文人天命。孔子被囚于匡时曾说：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 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这段话正是充分体现了孔子强烈的自信及神圣的使命感，将复兴、传承周礼作为自己毕生追求的目标。司马迁继承了孔子的观念，认为自己身上肩负着写“史记”、传承文化的使命，且在当时有五百年必出一圣人的说法。所以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先以自己家族的史学传统为铺垫，又以父亲遗命： “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2]3295以体现自己要以做当代圣人为目标，复兴史学的神圣使命。关于这件事在《汉书·司马迁传》中也有记载： 太史公曰： “先人有言： ‘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而明之，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小子何敢攘焉！ ”

　　也正是这样强烈的神圣使命感和责任感，促使着司马迁走出逆境，并以积极向上的态度，日夜坚持不懈地完成了史学巨着《史记》。从历史的发展状况来看，这种由帝王天命和文人天命所构成的天命论，在中国历史上影响重大。

　　帝王天命思想符合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它从上天的角度确立了皇权统治的合法性，为天子行使皇权提供了神圣的根据。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帝王天命思想对维护社会的安稳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它告诫了一部分野心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当皇帝的，想当皇帝必须得到上天的认可。而各朝在起事前，多假借鬼神之事为自己造势，也正是因为帝王天命思想的观念深入人心，只是帝王天命思想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沦为统治阶级愚弄百姓的工具。对中国传统文化来说，最重要的则是司马迁承自孔子的那种文人天命思想，将复兴史学当做上天赋予自己的神圣使命与责任，并为之倾注一生心血的积极昂扬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文人，为各自心中的目标奋斗不息。随着时间的发展，使命也不再只局限于文化事业，也逐渐衍变成为天下苍生立命的道德追求，如宋代有张载的为万世开太平，近代有周恩来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