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孤竹文化和其道德意蕴

　　孤竹国，中国人文历史的一处亮点

　　一个人到了一定年岁，总要追忆那些印象深刻的人生片段，因为它曾决定生命的走向；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也应该时刻铭记历史深处的一个个亮点，因为它承载着国人的精神血脉。商代的孤竹国，就是我们中国人以及与我们有着相同文化背景的周边国家的人，都不能忘却的历史亮点。

　　中华民族有5000年文明史，在夏朝之后，商朝的统治范围大大扩展，今天的冀东大地便成了商朝辖地。实际上，冀东大地的青滦流域，不只是商朝的辖地，更是商族的祖地。

　　对于商族的起源，史学界一直存有争议，但目前正趋同于幽燕起源说。幽燕，指的就是今天河北省秦皇岛市及其周边广大地区。

　　《诗经》和《史记》都记载了“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美丽传说，说的是大约4000年前，五帝之一的帝喾，与妃子简狄及其妹妹在玄丘水（今秦皇岛境内的青龙河）中洗浴。

　　一只玄鸟（燕子）飞过，口衔的一枚彩蛋忽然坠落。姐俩争着去捡，简狄占先，又恐被妹妹抢去，便把鸟蛋含到口中。

　　一不留神，咽下去了。可巧，就怀孕了，尔后生产一个男婴，取名叫契。契长大后，“佐禹治水有功”,被舜帝“封于商”.契被后世称为玄王，还被殷商氏族尊为始祖。殷商族人感念卵生始祖，祭玄鸟--燕子为图腾，把居住地大夷山改名叫燕山。

　　殷商族人与孤竹族人，同族同姓，同居青滦（青龙河、滦河）流域，都将玄鸟奉为图腾。“玄鸟生商”虽是文字时代之前的一个传说，但它却与上古先民高禖祭祀的生育意图相关。所谓高禖，就是生育之神。生育子孙是上古先民最为重要的一桩大事。仲春二月，正是玄鸟归来之时，自天子以至平民，都要到郊外举行求子之祭，劝导人们交媾生育。

　　“玄鸟不至，妇人不娠”.这一天，青年男女行为无忌，可以自由自在地表达爱情。也许就在这一天，“玄鸟翔水，遗卵于流”,简狄捡食鸟卵--与人类正常受孕时间巧合，尔后生契。以祈孕子嗣为主旨的高禖祭祀，是我国历时最悠久的祭祀活动之一，源起上古，下逮近世。“玄鸟生商”并非子虚乌有，它在中国历史上所标识的，是高禖祭祀的起源。

　　华夏先人这一重大文明活动，起始于今冀东大地，再具体地说，就是今秦皇岛市。

　　契“封于商”后，殷商族人逐渐南迁，而孤竹族人没有跟从，在原住地留下来，过着以农耕为主、兼做渔猎的定居生活。殷商族人至汤时，灭夏立商，封孤竹族人生活之地为孤竹国，距今约3600年。孤竹国是冀东地区第一个地方政权，是青滦流域最早的奴隶制诸侯国之一。孤竹国的出现，标志着冀东大地从蒙昧和野蛮状态中苏醒，从原始社会跨进了文明的门槛，是冀东地区文明史的开端。孤竹国早期的地望，除囊括今日唐山、秦皇岛两地外，东至辽宁西部（也有文献记载，东至朝鲜半岛），北至内蒙南部，西至北京蓟县，南临渤海，它的统治中心--孤竹城，在今“卢龙城南十二里”,经我考证在秦皇岛市卢龙县蔡家坟村，得到国内18位文史、考古专家的一致认同。2013年，国家文物局已做重大考古发掘。

　　孤竹国与商朝王室的关系相当密切，不仅同是东北夷的一支，还有姻亲关系。甲骨文中现已发现有‘竹’字的甲骨片30多片，如“妇竹”“妻竹”“竹妾”等，是孤竹国女子嫁于殷商王室为诸妇者的称谓。卢龙临县迁安出土了一些铭文“箕”“卜”的青铜器，显然是只有商末“三贤”之一箕子才能使用的器皿，专家确认为陪嫁物。这一发现，印证了“箕子嫁女孤竹国”历史传说的真实性。箕子嫁女给孤竹君二子亚凭（伯夷和叔齐之间的二王子，继任王位者），这种通婚方式，强化了孤竹国与商朝生死与共的关系。商亡之后，箕子拒绝周武王的高官厚禄，投奔到女儿、女婿所在的孤竹国，并停留了相当一段时间，又东迁朝鲜。箕子带着中原文化、孤竹文明和5000孤竹人“走之朝鲜”,成为朝鲜的开国之君。这是后话。

　　作为商朝的侯国，孤竹国有自己的职官和军队，是独立性较大的政治实体。君侯承认商王朝的宗主权，并为商王室承担戍边、纳贡等义务。孤竹族人世居燕山山脉这一战略要地，控制着东北至华北的咽喉要道，扼制着东北夷狄族的南侵，起到了屏卫商王室和震慑边境的作用。孤竹国君侯还在商朝朝廷任官。经学者宋海斌考证，孤竹国相传24世21王。

　　其中侯竹离大在商朝先后任贞人和司卜，是掌管占卜和祭祀的官员。由于“殷人尚鬼”,遍祀诸神；无日不卜，无事不卜；“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因此掌管占卜、祭祀和军事的官员属朝廷要职。第二十世君侯亚微（伯夷、叔齐之父）、第二十一世君侯亚凭，在商朝朝廷先后担任过亚卿，是卿史一类官职，地位也很高，名冠“亚”字以示尊荣。

　　孤竹国在殷商中原先进文化影响下，社会发展加快。到商朝中晚期进入奴隶制社会，具有国家的规模。孤竹国重视文化教育，建有贵族学校，讲授礼仪与尧舜时期的道德规范，所以，孤竹国尽管被称为边远的“方国”,却是一个行文章、加政教、讲礼规、蹈仁义的诸侯国。用张京华先生的话说，孤竹国在当时是数得上的一号国家。孤竹族人最早培植出冬葱和大豆，后被齐桓公引种到齐国，继而传布天下。孤竹族人在父丁时代就发明了通河井和渗水井，他们用陶罐汲水，用陶罐碎片垫底的方法，使族人饮水问题得到大大改善。通河井和渗水井的发明，虽然在今天看来有些简陋、粗糙，技术也不算完美，但却开创了水井制造的先河，为人类更好的繁衍生息做出了巨大贡献。孤竹国时期的畜牧业发展水平很高，距虚（古时异兽，驴骡之属）大量饲养，属于孤竹国的特产。距虚和竹器，还是孤竹国向商王朝的贡品。孤竹国的手工业制作水平也是相当精湛。1974年卢龙县石门镇阚各庄村出土的成组青铜鼎、青铜簋、弓形器、金臂钏，还有极富工艺美术价值的金腕饰，多数造型庄重典雅，饰纹繁缛精美，还出土了大量夹红褐及灰沙陶器。辽宁境内出土的几件青铜器，因铭文孤竹国君名号而被确认为孤竹遗物。连同迁安出土的青铜器，都代表了孤竹国时期手工业的制作水平。

　　孤竹国至商朝晚期，大体完成了孟子所说的“用夏变夷”过程。夷狄文化虽有所保留，但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孤竹国人大体完成了华夏化进程，而成为华夏共同体的一部分。

　　武王伐纣，商朝灭亡，西周建立。西周对商朝同姓诸侯国--孤竹国，采取既怀柔又防范的政策。周王继续分封孤竹国成为周朝的异姓诸侯国，其内部结构没有触动，君侯的地位保留。同时，周王分封同姓诸侯国燕国，镇守北方，监督孤竹国等原商族势力，抑制山戎、东胡等部族，共同拱卫周朝。在商朝时，孤竹国君为墨胎氏，商亡后“以国为氏”,称“孤竹氏”,或称“竹氏”.后来孤竹国为逐渐强大的山戎所逼，国势日益衰落。至春秋时期，孤竹国成为山戎“与国”,时常参与犯燕。齐桓公联合燕国、无终国北伐山戎时，顺势平灭了孤竹国。

　　孤竹国滥觞于商初，衰于西周，亡于春秋。从立国到灭亡存在约940年，大体上相当于唐、宋、元、明、清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传国千年，这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

　　孤竹国灭亡了，但孤竹城并未同时消失。我初步考证，到公元54-92年《汉书·地理志》成书时，仍有“令支县有孤竹城”的记载。再到南北朝北魏郦道元（公元470-527年）着《水经注》时，依然有“玄水又西南经孤竹城北，西入濡水”的记载。可再过100年，也就是唐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编着《括地志》时，才见“孤竹城在卢龙城南12里，今故迹已不可考”,孤竹城最终卸下历史大幕。如果把《水经注》的记载视为终结，那么孤竹城的存续时间为：传国期间的940年+公元前的664年+公元后的500年=2110年上下。孤竹城存续了2110年，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孤竹国的历史影响，并非在于它是商朝北部最强盛的诸侯国，也不在于它存续时间较长，而主要在于孤竹国出了被孔孟圣贤尊为圣贤的兄弟二人--伯夷、叔齐。

　　应该感谢司马迁，把伯夷、叔齐载入《史记》人物列传首篇，尽管它记述简单，但在缺少文字的年代，却有着航标灯的作用和价值；也感谢后世的仁人志士，对伯夷、叔齐不遗余力的赞颂，并在危难关头，引为楷模，这才得以把孤竹文化传播延续下来。

　　千古之问--伯夷、叔齐何人也？

　　曾经，曾经的曾经，面对子贡这样一个千古之问，历史的回声不绝于耳--孔子《论语》：“古之贤人也”,“求仁而得仁”,“不降其志，不辱其身”.

　　孟子《万章·下》：“伯夷，圣之清者也”,“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儒家学派：“能以国让，仁孰大焉，伯夷顺乎亲，叔齐恭乎兄。”

　　道家尊称：“大太白神和二太白神。”

　　庄子：“若伯夷叔齐者，其于富贵也，苟可得已，则必不赖高节戾行，独乐其志，不事于世。此二士之节也。”“世之所谓贤士，伯夷叔齐。”

　　管子：“故伯夷、叔齐非于死之日而后有名也，其前行多修矣。”

　　韩非子：“圣人德若尧舜，行若伯夷。”

　　司马迁《史记》人物列传首篇《伯夷列传》：“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举世混浊，清士乃见。”

　　屈原《橘颂》：“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

　　陶渊明《读史述·九章·夷齐》：“二子让国，相将海隅。

　　天人革命，绝景穷居。采薇高歌，慨想黄虞。贞风凌俗，爰感懦夫。”

　　吴隐之遇“贪泉”赋诗：“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

　　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

　　李白《上留田》：“孤竹延陵，让国扬名，高风缅邈，颓波激清。”

　　白居易《读古史》：“朝采山上薇，暮采山上薇。岁晏薇已尽，饥来何所为？坐饮白石水，手把青松枝。击节独长歌，其声清且悲。”

　　韩愈《伯夷颂》：“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昭乎日月不足为明，崒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也。”

　　孟郊《感怀》（之五）：“举才天道信，首阳谁采薇。

　　去去荒泽远，落日当西归。”

　　司马光《题夷齐庙》：“夷齐双骨已成尘，独有清名日日新。饿死沟中人不识，可怜今古几多人。”

　　文天祥《和夷齐西山歌》：“彼美人兮，西山之薇矣。

　　北方之人兮，为吾是非矣。异域长绝兮，不复归矣。凤不至兮，德之衰矣。”《南安军》：“山河千古在，城郭一时非。

　　饥死真吾志，梦中行采薇。”

　　元世祖忽必烈下诏追封伯夷、叔齐，制曰：“盖闻古者伯夷、叔齐逃孤竹之封，甘首阳之饿，辞爵以明长幼之序，谏伐以严君臣之分，可谓行义以达道，杀身以成仁者也。昔居北海之滨，遗庙东山之上，休光垂于千古。余泽被于一方。

　　永怀孤竹之风，庸示褒崇之典。于戏！去中国而辞周粟，曾是列爵之可縻。扬义烈以激清尘，期于世教之有补。可追封：

　　伯夷为昭义清惠公。叔齐为崇让仁惠公。”

　　卢挚《采薇图》：“服药求长年，孰与孤竹子。一食西山薇，万古犹不死。”

　　明宪宗于成化九年祭祀伯夷、叔齐，祭文：“惟神逊国金仁，谏伐存义，为圣之清，千古无二。怀仰高风，日笃不忘。庸修岁纪，永范纲常，尚飨。”

　　方经《孤竹古城》：“何年孤竹改卢龙，一片荒城宿莽中。

　　独向夷齐祠下拜，山河犹自起清风。”

　　高丽使臣柳梦寅《和韵》：“上有青山下有河，庙宫寥落锁烟萝。父传子继由来事，弟让兄恭独自和。辞粟当时名未泯，采薇千古义难磨。后人永被神明佑，边圉年年不动戈。”

　　《夷齐庙》：“首阳苍翠郁嵯峨，滦水悠悠也自波。土俗尚闻孤竹庙，邦人能唱采薇歌。一时贤士知俱书，万古高名问孰多。此地清风吹不尽，荒台只是旧山河。”

　　顾炎武《谒夷齐庙》：“言登孤竹山，忔然思古贤。荒祠寄山椒，过者生恭敬。百里亦足君，未肯滑吾性。逊国全天伦，远行避虐政。甘饿首阳岑，不忍臣二姓。可为百世师，风操一何劲。”

　　康熙《夷齐庙》：“兄弟以义让，富贵如敝履。扣马谏武王，数语昭青史。循迹首阳山，薇蕨何其美。万载挹高风，顽懦闻之起。苍苍台下松，荡荡台前水。劲节与澄流，不愧相比拟。”

　　乾隆《夷齐庙》：“轩冕泥涂是本肠，肯容儒雅污冠裳。

　　薇苓依旧两山岵，顽儒羞登夫子堂。只为心惭踪异武，敢叫口实罪归汤。岂争陇右还蒲左，天下清风尽首阳。”

　　孙中山挽黄兴：“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纵九等论交，到古人此才不易；试问夷惠谁贤，彭殇谁寿，只十载同盟，有今日后死何堪。”

　　周恩来《伯夷叔齐饿于首阳山论》：“观其扣谏之辞，以暴易暴之歌，吾深服其卓识远见，而叹其独具只眼也”,“耻食周粟，正所表其清也，而后人非之，真一孔之见也。”

　　季羡林：“中华素称文化礼仪之邦，其中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最着，几家喻而户晓矣。伯夷叔齐故事能体现孝悌忠信之整体。时至今日，虽时移世迁，而其中蕴涵之根本精神仍能适用。”

　　这里遴选的颂扬伯夷、叔齐的人和语，跨越了各个历史时期，可见伯夷、叔齐的影响源远流长，沁入人心。这些颂扬伯夷、叔齐的人，基本上都是被世人景仰和崇拜的人。我们崇拜的人竟能如此尊崇伯夷、叔齐，而今天的我们呢，却不知伯夷、叔齐是谁。一篇《采薇》、一篇《别了，司徒雷登》过后，中国社会近乎决绝地把伯夷、叔齐忘记了，而且忘记了将近一个世纪！

　　伯夷、叔齐究竟是谁？我有一个斗胆的概括--伯夷、叔齐是华夏文明中最早因孝悌而逊让王位、彰显仁义光辉的道德丰碑；是中华大地上最早绝食而亡、舍生取义的慷慨悲歌之士；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反对以暴易暴、主张非暴力抗争的孑立先驱。兄弟二人以“让国相去、扣马谏伐、耻食周粟、首阳采薇”的壮美人生，缔造了“孝悌、和合、忠廉、节义”的夷齐精神，成为儒家思想形成的重要源流，世代传输于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并延及东方世界道德文化的生成。3000年前伯夷、叔齐舍生追求的，是全人类最纯粹的道德标准。

　　站在历史的高度看，以夷齐精神为核心的孤竹文化，其深邃内涵在整个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据着怎样的地位，于今意义何在？这正是今人需要探索的问题。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欧阳健先生在他的《伯夷文化论》中提示：“距今三千多年前的伯夷故事，长期吸引着国人的情怀，围绕伯夷事迹之考述、伯夷精神之解读与伯夷文学之演绎，更形成了恒久不衰的‘伯夷文化',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值得深入探讨。”

　　孤竹文化，东方道德文化的重要根脉

　　中国人的思想发源于儒、道、释，儒居其要。古往今来，人们对儒家思想研究颇多，但对儒家思想产生的源泉谈及甚少，让人仿佛觉得，儒家思想是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凭空想象出来的，儒家思想便是中华文化生成的终极源头。还是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更远的历史深处，从一个视角切入，去探寻儒家思想的重要源流。

　　孤竹文化主要是一种道德文化，它主要由伯夷、叔齐的故事提炼而成。汉代司马迁在《史记》人物列传首篇中，有这样的记载：

　　伯夷、叔齐是商代孤竹国国君的长子和三子。孤竹君年事已高，想把王位传给三子叔齐。孤竹君去世后，叔齐执意让王位给长兄伯夷。伯夷说“这是父亲的遗命啊”,父命不可违！他怕叔齐为难，便悄悄逃离了孤竹国。叔齐考虑虽为父命，但长幼有序，也不肯继位而逃走。国人只好立孤竹君的次子为王。

　　伯夷、叔齐离开孤竹国后，听说西伯昌能关心老人、扶养老人，便一起去归附他。等到达西周，西伯已去世了。周武王用车载着西伯的神主，追谥为文王，率军东进去征伐商纣王。伯夷、叔齐拉住周武王的马缰绳谏阻道：“父亲死了却不安葬，大动干戈去打仗，这难道是孝的行为吗？身为臣子，却要去杀害国君，这难道可以算做仁德吗？”周武王的手下要杀了他们，姜太公拦住说：“他们是义人啊！”扶着他们离开了。

　　周武王摧毁了殷商的暴虐统治，杀了商纣王，天下归属周朝。而伯夷、叔齐却认为这不符合他们的道德理想，是很可耻的事。为了表示对殷商的忠义，不肯再吃周朝的粮食，隐居在首阳山中，靠采食薇菜充饥度日。到了由于饥饿而将死的时候，作了一首歌，歌辞说：

　　“登上那西山啊，采那些薇菜。以暴臣替代暴王啊，却不知道其中的过错！神农、虞舜、夏禹互相禅让君位的先圣时代啊，转眼已然消逝，哪里才是我们的归身之所呀！啊，永别了，永别了！生逢无道乱世，命运何其衰薄，怎不令人悲叹哀伤？”

　　伯夷、叔齐终于饿死在首阳山中。

　　伯夷、叔齐这段历史故事，可用十六个字来作概括：让国相去、扣马谏伐、耻食周粟、甘饿首阳。

　　品读让国相去。伯夷、叔齐让国相去的行为，首先是一种遵从前辈、长幼有序的孝悌行为。孝悌是仁义之根本，仁以爱人为核心，即仁爱慈悲；义者，宜也，当做即做，喻刚义之气。一个“让”字，惊天动地。伯夷、叔齐所让的，非芝麻粒大的小差，而是带有神性特质和无数可能的君位。从相互推让到共同让位，这一让，让出了谦逊，让出了孝悌，让出了境界。纵观后世皇室血腥，阅尽人间名来利往，这种淡漠权势的高贵气质和宏大气魄，古往今来谁人能比！

　　3000年前，伯夷、叔齐的主观意识和行为指向，是维护天道、人道结合而成的价值规范。但自周代以后，人欲、权术的不断膨胀，碾碎了这种价值规范，常使社会失序、天下大乱。由古及今，总是有一些人崇尚暴力，为争权夺利不惜好勇斗狠。若是伯夷、叔齐见了，定会痛心疾首：“悲乎，我们的价值理念几人理解？哀哉！以暴易暴追随者众，让国相去却无人效仿！”

　　感悟扣马谏伐。伯夷、叔齐一生都在为追求理想而奔跑，当最后一个理想国（西周）在眼前破灭时，他们几乎是拼了全力来阻挡武王伐纣。从简短的劝谏看，依然是“忠、孝、仁、义”四个字。虽然终是一场徒劳，但他们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且率性直言的行为，在耿介之士看来仍是“光高日月星辰”.伯夷、叔齐与周武王在不满商纣的统治方面有共通之处，他们隐居在北海之滨，后不远数千里，投奔贤德仁厚的周文王，正说明这一点。但是他们和周武王对如何处置商纣王的态度截然不同。周武王主张用暴力推翻商纣的统治，建立比较清明的国家。这种做法不符合伯夷、叔齐的政治理想。

　　伯夷、叔齐主张“求仁政”和“行有道”,反对“以暴易暴”,认为杀一人而得天下，不是圣人所为。他们倡导的以仁易暴的思想，比较印度圣雄甘地提出“非暴力抗争”理念，至少要早3000年。可以说，伯夷、叔齐是世界非暴力抗争的先驱，是人类历史上最早提出“不能以武力夺取天下神器”的人，闪烁的是尊重生命的人性光辉。

　　追思首阳采薇。“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一曲凄凉悲壮的《采薇歌》，把伯夷、叔齐的清名永存在首阳山上。

　　首阳山，这座并不巍峨的山峰，因两位圣人的采薇而名声大震、四海皆知，甚至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中一个绕不开的精神地标。中国人一向以气节为重，“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多少民族英雄、仁人志士为坚守气节不惜献出宝贵的生命。

　　而伯夷、叔齐就是最早的典范--劝谏无果，我宁返故土，退隐深山，避开浊世；亡国心痛，我耻食周粟，采薇而食，特立独行；待清无望，我浩叹长天，抱节守志，绝食成仁。

　　伯夷、叔齐是一座矗立在历史深处的精神巅峰！所谓气节，就是做人的原则，就是民族的尊严。假如有一天，天行大道，民德归厚，就不会再有人说伯夷、叔齐迂腐、傻瓜、逃跑主义，伯夷、叔齐就不会再隐首阳祈望天清，人世间就会鼓荡起浩浩清正之气。

　　伯夷、叔齐灵魂在高处，需仰视才见！

　　从文字记载中看，最早赞美伯夷、叔齐的人是晚于伯夷、叔齐500多年的孔子。伯夷、叔齐的思想行为，正是先秦儒、道、法等诸子百家尤其孔孟所推崇的思想行为，也是儒家思想的精髓所在。第一，“仁”.伯夷、叔齐逊让国位，充分体现了“仁”的道德标准。孔子也赞扬他们“求仁得仁”.

　　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和最高道德标准也是“仁”.第二，“义”.让国、扣马、不食，就是“义”字当先的。第三，“礼”.

　　伯夷、叔齐耻食周粟，宁死全仁，用孔子的话就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这就是儒家提倡的“礼”.第四，“孝”.伯夷以父命为尊，宁可不做君王，也不违背父亲的遗愿，这就是“孝”.兄弟相让，体现的是“悌”.孝悌是仁义的发端。由此不难看出，孔子儒家思想的主要精髓，都能从伯夷、叔齐的思想行为中找到源头。

　　东方文化也是一种道德文化，它的精髓就是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中庸思想与和合精神。它不仅涵盖中国，也涵盖东亚、南亚等周边国家。而伴随着儒家思想的远播，伯夷、叔齐的故事也被流传到国外，在朝鲜、韩国、日本及越南的历史上都留下了教化的印迹，影响可谓深远。

　　可以说，伯夷、叔齐的思想行为是儒家思想形成的坚实基础，孤竹文化是孕育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肥沃土壤，是生成东方道德文化的重要源流。

　　和谐社会，该不该把夷齐圣名重提？

　　在当代中国，孤竹文化、夷齐精神对于培养全社会的谦恭揖让、知廉明耻、追求正义、崇尚气节和安分守己的民风，将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作为维系社会稳固的良知，夷齐精神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是有益的道德力量。

　　文明社会需由高尚道德引领。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这对于饱受“斗争哲学”折腾的中国人来说，无异于一缕温馨的春风，它反映了最广泛的民众愿望，也集中了最渊深的东方智慧。其最早的源头与典范正是古孤竹国的伯夷、叔齐。

　　正是这和合二贤，为当代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和道德典范。明朝首辅张居正为《滦州志》作序称：“今其俗犹慷慨，尚廉让有夷齐之风焉！”宝贵的夷齐遗风，正待今日发扬光大。

　　强化规则意识，实现人文重建。伯夷、叔齐为什么非要相互让位？因为他们心目中有强烈的规则意识。叔齐听从父命可以继位，但“长子继位”的规则就从此被打破了；伯夷接受弟劝可以继位，但“父命难违”的规则从此被打破了。

　　公认的规则被“合理”地打破，先例一开，其远期的蝴蝶效应将无法估量。所以二人认为出走是最明智的选择，并以此宣布和维护了规则的神圣不可违反。我们进行人文重建，体现以人为本，就是要遵守社会和行业规范，让竞争在公平的规范中进行。竞争是智慧，礼让是对人格的尊重。竞争是在尊重规则的前提下激发智慧，而不能尔虞我诈；礼让是在激烈竞争的平台上维护规则，而不是你死我活。

　　古老的廉洁典范，今世的廉政楷模。《战国策·燕策》中提出了三位历史典范：“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参，三者天下之高行也。”这是从万千古人中遴选的万世楷模。

　　我们知道，尾生和曾参也是清白纯正之人，为什么偏偏强调伯夷之廉？因为他是国君之子，继位便是新一代国君，有位就有权和利，而伯夷、叔齐不为所动。历史上这两位廉洁楷模，感召着今人淡化官本位意识，改变官民结构，把廉洁的自律意识刻骨铭心。

　　推人及物敬畏自然，勿做万物之敌。如果把夷齐礼让的意识推人及物，就是对环境的珍惜、尊重和保护，也就是对大自然要心怀敬畏和礼让。人为万物之灵，但在盲目的“建设性破坏”和“破坏性建设”中，这句话已经演变成“人为万物之敌”.当今社会正在承受着人类种种愚昧造成的环境罪孽。对于生态自然，人类，让一让吧！

　　倡导和而不同，构建和谐世界。国际关系是以实力为后盾的竞争关系，并不是一味礼让，但是在实力竞争的前提下，礼让的心态却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多元共处，互相吸收，各展风采，正是人类文化的最佳状态。3000年前的夷齐德行已昭示出文明人类最纯正的道德典范，体现着独特的东方智慧，它必将为创造和谐世界做出应有的贡献。

　　孤竹文化、夷齐精神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对于圣贤和祖宗，我们是断不可忘记的。